社会问题并没有减少，并迫切地对我们的生活状态提出疑问：我们的价值和准则是什么？我们在生命中追求的是什么？而对于将来，我们又希望怎样生活？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世界正滑向无底深渊；资本主义这种失控的经济体系，像猛兽一样吞食着巨额的资本；我们看到快节奏的生活不仅仅带来紧张与压力，也让我们失去道德的方向。在这种疯狂的生活中出现的是一个混乱的社会。昨天还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就被认为是错误的；而明天又会把今天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判为正确。

有一些疾病，像倦态综合症，成了大众化的普遍现象。还有很多种新类型的瘾君子，像那些色情迷、游戏迷等；还有那些大型企业集团对最高利润的疯狂，给员工难以承受的压力；夫妻离异的家庭使孩子们失去了安全感；媒体发展成了一种霸道，夸张地报道丑闻和禁忌的事件，造成一种贬压人格及歪曲伦理道德的病态文化；各种能操纵甚至会摧毁人性的科技手段也无处不在。

圣父，教会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一直是非常突出的。然而今天，在很多国家，不断加剧着轻视教会的态度，甚至对基督宗教的彻根彻底的敌视也越发明显。其原因究竟如何呢？

首先要说的是，现代进步主义与科学的发展导致了一种思维模式，用拉普拉斯(Laplace)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相信能使“作为万物前提的天主”(l’ipotesi Dio) 成为多余的课题。今天，人们认为以前必须由天主来做的事情，现在完全能够由自己来解决。对于这种所谓的科学思维模式来说，有关信仰的事物已成为陈旧的古董，是神话，是一种已经过时了的文化。如此，宗教，至少是基督宗教，已被归类为过时的事物。其实，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就已经开始宣扬，教宗——这位欧洲的达赖喇嘛，注定有一天会消失。当时认为启蒙运动终将彻底消除神话的残余。

这是否一个有关权威的问题呢？是否这个自由主义社会不愿接受任何说教？还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教会不能再用罪，悔改，皈依等概念，来宣讲她的传统价值？

我认为与这两方面都有关系。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思维模式曾获得了许多的成就。并且其自身也包含着很多正确的东西，但它也深深地改变了人们对真理的态度。这样，人们不再去寻找奥秘与神圣，却认为将来有一天科学会向我们解释所有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的东西。人们以为，这仅是时间的问题，将来我们会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此，科学成了至高无上的标准。最近，我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情不自禁的笑了：新闻报道说，科学方式测试已成功地证明母亲的温柔对孩子是有益的。很显然，这类的研究无疑地是假的科学理念，是荒谬的、不成熟的；但是，这些观念使我们从中看到一种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奥秘中的信仰、天主的作为、以及整个的宗教范围，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缺乏理性的，皆可置诸不理。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另一方面在于，科学开始认识到其自身的局限性。当今，很多科学家都说，事物的整体也应该是来自某个存在。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由此而发展出一种对宗教意义的新理解；认识到宗教不是一种神话现象，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源起于圣言“逻各斯（Logos）”本身的内在连贯。实际上，那就是福音内的信仰，也即是福音所要求和所宣讲的信仰。

但是，在我们所谈论的这个大背景中，宗教也应该自我更新，找到理解和表达信仰的新方式。当今的人已无法直觉地理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为了赎我们的罪过这一事实。虽然此类的表达形式是真实而伟大的，但是在今天，因着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对世界的理解的改变，这些表达方式已找不到它们存在的位置。这些真理应该用新的方式来给予诠释和理解。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去接受邪恶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将它置诸高阁或遗忘。而是应该从我们内心来重新理解和改变其表达形式。

这如何理解呢？

意思是说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需要新福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同一的福音既要彰显她伟大和永恒的理性光辉，同时也要彰显她那超越理性的大能；只有这样，才能使福音以新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思维和理解中。

尽管一切都在变，但人却总是同一的自我。如果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不能理解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有很多人相信了，就是理解到：是的，宗教所宣扬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有那孤零零的自我限定的科学，是不能满足我们生命的全部所需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它能给我们提供不少美好的东西，但这也要取决于一个事实：人仍然保持其所是。

我们看到，世界的进步增加了我们的能力，但并没有使我们变得更伟大、更道德、更仁义。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困苦中，我们意识到，世人需要重新找到内心的平衡，以及培育灵性的成长。在和很多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我也强烈地意识到，没有宗教的影响世界就无法正常运转。

在谈关于天主教会的问题及其未来之前，我想问，对于您来说，教会事实上是什么。有一次您曾经将其定义为“精神的机体”（organismo spirituale），这又意味着什么。在一次讲道中，您引用保禄六世的话。他说，他是如此的热爱教会，愿意永远地“拥抱、敬礼、热爱”她。他继续说，“我渴望最终能完整地理解她、她的历史、她的神圣计划、她的最终结局、她的复杂性、她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保禄六世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教会是“基督的奥体”。

保禄六世教宗继续了圣保禄所发展的思想。圣保禄曾经把教会定义为基督永恒的身体，就像是基督活生生的身体。

圣保禄并非说教会是一个机构、一个组织；而是说教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所有的人相互合作、互为彼此，因着基督结成一体。这个意象引领我们走进更深的层面，这意象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相信在圣体圣事中，我们真的领受了复活的基督。如果每个人领受的都是同一的基督，那么我们就在这新的、复活了的身体中，合成一体，成为新的人类。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要将教会理解为一个需要做很多事情的机构——她是一个机构，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是要将其理解为来自基督本身的，生活的机体。

在很多国家中，在俗组织争取最大程度的脱离罗马，以建立一种国家的与民主的地方教会。在这种情况中，梵蒂冈被描述为独裁，教宗就像一个以专制的腔调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者。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一种离心的力量正在增强，而向心的力量正在减弱；与罗马分离的势头强于与罗马团结的力量。这种不同趋向的冲突，如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难道它没有造成天主教会内部的分裂吗？

首先我要说的是，教宗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权力，他的“权力”只局限于那些有此信念的地方：即人们发现：我们共属一体，教宗的任务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有了信念整个事业才会成功。只有确信拥有共同的信仰，教会才能度共同的生活。

我收到很多普通人和名人的信件，他们这样写道：“我们与教宗共属一体；对于我们来说，他是基督的代表，是伯多禄的继承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相信也生活在与您的共融中。”

当然，分离的势力也非自今日起；建立国家教会的趋势也由来已久。而事实上国家教会也确实存在。然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在国际团体一体化的需求中，这种趋势明显地不符合时代潮流。很清楚，一个教会把自己封闭在自己国家的圈子里，把自己隔离在一个自我绝对化的文化圈子里，是无法成长与发展的；因为教会需要统一性，需要像首席权这样的建制。

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表达，是生活于美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约翰·梅耶多夫（John Meyendorff）写的。他针对东正教说，他们的自主自立（Aotocefalie）[1]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像首位、首席权一样的职务。其它的一些宗教团体也有类似的说法。其实，不论从神学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非天主教的基督徒团体的困难，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统一性的机制。由此来看，统一性的机制是必须的，当然这种机制并非是以独裁的方式来运转，而是以信仰内在的共融为出发点。分离的趋势会继续存在，但是历史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教会需要一个统一性的机制。

最近几十年，许多教区竭尽所能地在牧灵工作上要使教会“现代化”。这引起了德国哲学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的谴责。他说，基督信仰已经成了一个“冰冷的宗教工程”，变成了一个“社会道德、制度性的权力概念、心理治疗、默想技巧、博物馆服务、文化管理及社会福利服务”的混合物。在一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环境中，批评家们意识到，天主的子民缺少了对信仰根源的敏感性，也就是说他们不再觉察到信仰不是来自西方享乐主义社会，而是来自另一根源。同时，很多神学家和司铎们也远离了信仰的基础，引致人们很难认出天主教徒的面貌。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情况是源于人心灵内的分裂。另一原因是人们渴望着被接受，或在寻找一些尚未开肯的孤岛，让他们可自由地塑造自己的领域。这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他们开始树立政治道德主义，就像在自由主义神学及其它在尝试中的主义一样，为使基督宗教好像变得更为现实；另一结果是走向心理治疗和健康保健的方向，将宗教化为一种获享全人康乐的方式。

所有这些尝试都导源于他们切断了自身真正的根——信仰。这样，正如你所说，剩下的就只是人自创的计划了。这些计划也许对人生有某种程度的价值，但是并不能帮助人实现与天主真正的共融，同时也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它们只是少数人居住的孤岛，而且也必是昙花一现，因为时尚总是变幻无常的。

在这种背景中，人们应该反省，为什么在很多西方国家中，学生在学校读了多年的天主教要理，而到最后他们所认识到的天主教基本教理，或许比关于佛教的还少。而这一切尽是在教区负责的体系之下发生的。

这也是我常在自问的问题。在德国，每个孩子都要接受9-13年的宗教教育。但最后，这些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这真的不可思议。确实，主教们必须严肃地反省，如何赋予教理讲授一种新的精神、一种新的面貌。

当今所流行的“怀疑文化”也在教会的媒体中找到了自己的隐身之地。编辑都随意地采用那些盛行的反教会的标语。而主教们也听取媒体顾问们的建议，要走温和路线以免破坏自己自由派的形象。还有，那些教会属下的大传媒机构，也不再上市宗教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再谈新福传是不是就成了问题，它还真的有可信度吗？

这些现象让人感到悲痛。很显然，那些所谓拥有信仰并借这种信仰而作活的天主教专业人士，其实他们的信仰泉源都已近枯竭，只是若隐若现地表现在个别的行为中。我们真的应该努力来改变这一切。在意大利，相对而言，教会的事业并不是很多，但我观察到一些自发的新运作，它们的出现并不是来自教会机构，而是由于有关的人们是真正的信徒。这些自发的觉醒并非来自教会体制，而是源于真正的信仰。

教会应该保持活力，并不断地“在旅途”中前进。那么，教宗是否也曾反省，有时候他反对的那些事情是不可扭转的，就是简单地因为它符合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而教会无法拒绝吗？

当然，需要时常反省，什么是基督徒真正本质的东西，什么是仅仅适用于某个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本质呢？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常常地回归福音，回归信仰之言以澄清以下几点：第一，什么是她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二：什么是可以合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第三：什么并不是她的本质？最终的关键点在于：要常常做出准确的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