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笃十六世的当选掀起了一股热情的浪潮。意大利后-共产党的首领，马西莫·达莱玛（Massimo D’Alema）也赞叹说：“他的当选是一个好消息”，他“欣赏有智慧及有文化的人。仅仅在位的第一年，新教宗就在圣伯多禄广场接待了约四百万人，这比前教宗在位的第一年增加了一倍。您的第一个通谕，仅在意大利就销售了逾三百万册。在西班牙瓦伦西亚所举行的世界家庭日期间，前来和教宗您一起祈祷及庆祝的人数共计一百万。 您的声望一直持续着。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报道：从4月19日教宗若瑟·拉辛格登基以来，公众对他的热情与好感从未减弱。

这让您感到吃惊，甚至感到害怕吗？

从某方面而言，的确如此。但是，我知道，这不取决于我；这也显示了教会还是很有活力的。若望·保禄二世的痛苦和死亡影响了整个教会，甚至整个人类。我们都记得在伯多禄广场，其实是在整个罗马都是水泄不通的人群。在某个程度上，这情况在人们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对教宗和教会的新醒觉，更带出这样的问题：谁将是新教宗？在这位伟大的教宗之后，继承人能否承担此一重任，使人去聆听他、去认识他吗？

新颖及不同风格的事物也总是有其得利的一面。因此，能看到一切都在继续发展，而大家的热忱也保持不变，我确实很幸运及高兴。同时，我也感到很惊奇，人们的热情竟是如此的深切而有活力。当然，我也深深的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延缓着人们对前教宗的爱忱，以及来自教会持久的生命力。

在这四年中，就如古语所言，您是“喜悦的治理者”。你容许脱利腾的弥撒礼仪，拓展了圣教礼仪的空间。在大公合一方面，您表明了与东正教合一的目标；今天，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是如此接近，这是史无前例的。您又可以被称为“绿党”的成员，因为您反对破坏生态平衡、维护正义、反对战争。当您抨击龌龊的资本主义和贫富悬殊，您或许相似左派人士。人们感觉到了教会的振兴和自信。继伟人沃依提瓦（Wojtyla）之后，您做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事：从一位教宗到另一位教宗的平稳过渡。

这当然是一个恩赐。众所周知，若望·保禄二世非常气重我，我们之间有着深深的默契；面对他，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欠债者。所以，我是以一个平庸人的身份去承接若望·保禄二世这个世纪伟人所做的一切。

  除了哪些有争论性而导致我们受抨击的事件，还有很多论点是全世界都是一致关心的，并为它所接受。前任教宗获得全世界的认同，就是因为他竭力去维护人权，和平和自由。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今天，教宗有义务去为维护人权而奋斗，这是出自他确信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有神圣的定命，维护人权及是他信仰本身的要求。他有义务为人类争取自由，与暴力和战争的威胁相抗衡。也要致力环保及反对宇宙被摧毁。

这样，很自然地在很多问题上，天主教道德在很多方面是适合现代伦理的。现代性并非全是负面的。如果真的全是负面，那它就不可能持续久远。其实，其自身也孕育着一些善良的伦理价值，这些价值来自基督信仰，它才作为价值而得以进入人类的良知。当这些伦理价值被人类接纳时---当然也必受教宗所接纳---那么大家大致上达到共识。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忽视一事，还有很多其它问题会导致冲突与异议。   

在巴伐利亚的慕尼黑，自由主义神学家毕塞尔（Eugen Biser）已经被认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教宗”。随着本笃十六世的就职，教会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在教会内，教宗邀请人来经验天主；借此邀请，基督“生活在人们心中”。然而，世事难料。我们记得，在2005年4月24日，您在就职典礼的讲道中说道：“请你们为我祈祷，使我不致为了害怕狼来而逃跑”。难道您早已预感到，您的圣座生涯将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吗？

这些已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当人们评价一位尚活于世的教宗是否重要、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人们在最后，才能看到，在整体上，究竟在历史中是一位怎样的人。但是，很显然的，在世界的风云变幻中，常常被人拥护爱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有太多的破坏的力量。人们生活在矛盾与对立中，为威胁与错谬所包围。如果我真的总是为人所支持与认同，那我就应该自问，我是否真的传报并坚持了福音的全部真理。

2009年1月，您宣布撤消对“圣庇护十世兄弟司铎会”的四名主教的绝罚令，导致了初步的破裂。稍后我们会对其作进一步的讨论，以了解这一事件的不寻常的背景。世事难料，此前您一直被人高度赞扬，甚至还激起了一阵轰轰烈烈的“本笃热”。可是一瞬间，您却又变成了一位“倒霉的教宗”，成了一位与半个世界对立的人。

猛烈的评击纷至沓来。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攻击教宗的媒体宣传，《新苏黎世日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不得不站出来去指出记者们“无知的挑衅”。法籍的犹太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hard-Henry Lévy）说，每一次谈到本笃十六世，整个讨论便充斥着偏见、欺诈不实，甚至错谬的信息”。

撤消绝罚令难道是一个错误吗？  

关于撤销绝罚令一事，或许真的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有很多荒谬的谣言，甚至还是出自一些博见多闻的神学家之口。一直有人认为，这四位主教被绝罚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否定态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被绝罚是因为他们在未被教宗委任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主教的祝圣礼。因此，是根据当时有效的教会法律而被诉讼的。根据这条法例，在没有教宗委任的情况下，祝圣别人为主教者与被祝圣者都要遭受绝罚。所以，他们被绝罚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侵犯了教宗的首席权。在中国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在那里，有些主教是在未被教宗委任的情况下而被祝圣的，为此，他们未享有与教宗的共融，也是被绝罚。

然而，当一位这般非法祝圣的主教，声明承认教宗的首席权，而且也承认现任教宗的首席权，那么他的绝罚就被撤销。因为绝罚的理由已经不存在。这也是我们目前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慢慢地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我们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上面提到的案件。简单地说，因为没有教宗的委任而接受祝圣，他们就遭受了绝罚；同样，也因为他们承认了教宗的首席权——尽管他们尚未完全遵守教会的旨喻——那么，对他们的绝罚令就已被撤消。

就事情自身而言，它是一个绝对正常的法律程序。关于这一点，我承认，我们的沟通与传讯的工作做的很不好。因为没有充分的去解释，这些主教被绝罚的理由，以及随后，又按法律把这绝罚令撤销。

给大众的印象是，罗马以非常宽容的态度对待右翼保守派，却不允许左翼和自由主义者发言。

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清楚的教会法律问题。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绝无任何关联，也与其它的神学立场无关。当这些主教承认教宗的首席权时，从法律上来说，他们的绝罚令就应当被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而获得教会内的职务，或他们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持之主张已被接纳。

那么，对于所谓的右派或左派并没有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吗？

当然没有！人人都是在同一的教会法律和同一的信仰之内，所以，人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

对于威廉森（Williamson）的个案，我们稍后再进一步去谈论。

 刚刚一年后，重重的阴云笼罩了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多年前的性侵案件，就像从无底深渊中突然不计其数的冒了出来。这些阴影甚至延伸到宗座您的身上。现在，没有人再像从前哪样，认为教宗是世界的伦理道德权威。这次的危机究竟有多严重？真是就像人们所说的，是教会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吗？

是的，这确是一次严重的危机，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伤痛。转瞬间，所有龌龊就如同火山一样突然爆发。脏污的黑云遮天盖地，玷污了一切。尤其是司铎职好像突然成为耻辱，甚至每一位司铎都被怀疑是“那类人”。一些司铎曾说，他们不敢再接触任何的孩童，更不敢带领他们去参加夏日营。

这件事情对我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当我还在信理部时，就曾处理过美国的个案；而且我也看到这情况在爱尔兰出现。但它所涉及的范围确实令我极其震惊。自从我被选为伯多禄的继承人以来，我曾经多次接待过性侵案的受害者。三年半以前，就是2006年10月，我接见爱尔兰主教们时，我曾要求他们，要揭露事件的真相；要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这些变态的罪行再次发生；要确保法律及正义的原则得到完全的尊重，特别是要治愈那些受害者。

司铎职务如此地被玷污，牵涉到教会的核心，这情况我们深深感到难以承受。不过此时此刻我们最重要的是不忽视一个事实---教会除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外，圣善依然存在！

性侵案件在教会内发生，是比发生在其它地方更为可耻。因为献身给天主的人就应该去符合更高的要求。正如您说的，在这个新千年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发生在美国的性侵案件已被公开。爱尔兰发来莱恩报告（Rapporto Rayn)揭发了本国的性侵案件。还有另一国家的教会也是一团糟。这些事件的牵延非常大。爱尔兰的文森.托弥（VincentTwomey)神父说：“这需要几代人来弥补。”

在爱尔兰，这个问题是有点特殊的。爱尔兰可说是一个门户封闭的天主教社会。尽管遭受过几个世纪的迫害，她一直忠于自己的信仰。不过，他们可能渐渐地形成了某些心态。在此，我无法把它详细地分析。看到一个曾经为世界贡献出那么多的传教士，产生过那么多圣人的国家，堕落到如此的境地，实在令人震惊和压抑。在教会的传教史上，这个国家也是我们德国人信仰的先驱。但一如既往，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中，还有很多表现非凡的司铎。

这些事怎可能发生呢，我们真的应该仔细的去探讨；同时，也应该去思考；我们要採取什么行动，以避免事情再发生。

您说得非常有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过。他们原本应该去帮助人找到走向天主的途径；人们将孩童及青少年托付给他们，以借着他们找到天主；但是，他们却侵犯孩童，使他们远离天主。这样，信仰变得不再可信，教会再不能以公信力去传播基督福音。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痛心疾首。但是，我们的主曾经说过，在麦子中间也有杂草存在；尽管如此，那种子，祂所撒的好种子，将会继续生长。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不只是性侵的行为本身令人震惊，而对它的处理方式也让人痛心。那些行为竟被隐瞒和遮掩了几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高举爱的旗帜的团体来说，是一失败的声明。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都柏林总主教对我讲的话很有意义。他说，在爱尔兰，教会刑法直到五十年代末都仍在被施行；当然，它不是完善的；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批评的，但无论如何，它还在被执行。但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教会的刑法就被弃置了。当时的心态认为教会不应是一个法律的教会，而应是一个爱的教会，所以就不应该施行惩罚。这样，惩罚也能是一种爱的行为的意识，就在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

这使人的思想遭受了一种奇怪的蒙蔽，连心地善良的人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学习，要使我们对罪人的爱和对受害者的爱处于一种正确的平衡点上，是要恰当地惩戒犯罪者。过去在这方面的处理上，曾经有一种良心的扭曲，导致法律与惩罚的两个概念都被淹没，更使爱德意义被萎缩。因为爱不但是友善或礼貌，而更要在真理中实践，真理的一部分是要我们去惩罚那破坏真爱的罪人。

  在德国，性侵案一连串的曝光，是因为教会主动公开揭露。在柏林的一个耶稣会小学揭发了首批个案，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及非天主教团体的案件也随之被公开。

但是，我想问，为何在美国和爱尔兰的案件曝光后能提醒人，立刻在其它国家展开调查，去接触受害者人使那些可能仍在活跃的可恶者停止伤害他人呢？

在回应出现在美国的现象，我们立刻采取了新的、更严厉的措施。此外，也改善了政府与教会间的合作。当时，教廷也许应该对所有的国家说：“请你们查察，看你们是否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或许我们本应该这样做。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在德国也发生如此多的性侵案，令我感到震惊。

报纸及电视对此事的追踪报道，也有利于澄清这些事情。一些媒体对此进行宗派性及意识形态性的攻击，形成了一种对教会肆无忌惮的宣战般的姿态。尽管如此，教宗十分明确地说：“对教会的最大的迫害不是来自外界的敌人，而是基於教会内部的罪恶。”

显然，媒体的行为确实并非单纯为了查明真相，亦为了揭发教会的弊处，如可能，使教会名誉扫地、威信殆尽，才大快其心。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是揭示了事实，我们就应该感激。因为与纯正的爱德相连的真理，才是最高的价值。另外，如果教会没有这些罪恶，那媒体就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宣传。就是因为邪恶存在教会内，所以才致使他人对教会展开攻击。

德国前法官，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曾经说过：“几年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美国发表的讲话，以及现在写给爱尔兰天主教信徒牧函，措词都极其严厉！”[1] 伯肯弗尔德认为，这数十年来的失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持着教会至上的政策，把教会的利益和名誉置於一切之上，其它事情的自然便被砭为次要了。而实际上，受害者才应该是教会首先要保护的对象。

分析这事并不容易。“教会政策”是指什么呢？为什么在过去人的反应是不同？新闻界对这种事情也没有这般的重视。那时代的人的意识与现在的不同。我们知道，那时，受害者觉得羞耻。而未必愿意立刻将这些事情曝光。许多人都是在事情发生十几年后，才能将其讲述出来。

目前的第一要务是要关心受害者，尽力帮助、支持及治愈他们。然后，要来甄选司铎候选人，以防止类似事件重现。最后，有罪的人要受到惩罚，及阻止他们重蹈覆辙。然而，是否这类案件都应公布于众呢？我认为这则是另外的问题。公众意识程度的不同，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或逃避，致使罪恶继续发生。因此，教会必须要警惕，要惩罚那些作恶者，避免他们再次有机会接近孩童。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当务之急是对受害者的爱，竭尽全力的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阴影。

关于性侵事件，您不仅在前面提及过的致爱尔兰天主教友的牧函中，而且在不同的场合，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尽管如此，批评的文字仍是满眼满纸，纷至沓来，诸如“教宗对性侵事件保持沉默”、“教宗闭口不言”、“在天主教会中教宗避谈性侵事件”。在这一个嘈杂而又失聪的世界，您的回应是否应该更频密及更响亮呢？

是的，很自然有这样的疑问。客观的说，我认为所有的基本观点也都已澄清。其实，那些对爱尔兰所讲的也不仅仅只可适用于爱尔兰。就此而言，教会与教宗的立场已经绝对清析及明显，向全世界的人发出。在德国，我们本来也应该先让主教们发言。但是，可能会问，教宗是否应该针对此事作更多发言？我就此事现在不想作出决定。

但你是终于要做出决断。一种较好的宣传的策略会有所裨益的。

这是对的。从一方面来说，我认为此事的要点已经全部澄清。很明显的，我的讲话，不单是针对爱尔兰。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首先去表明立场的应该是主教们。就此而言，暂缓发言、稍作等待也并非就是错误。

尽管大部分的性侵案件发生在几十年以前。但是责任还是压到了您的肩上。您从来没有想过辞职吗？

危险越大，越不能逃避。所以，这绝对不是辞职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需要的是坚持，并努力超越困境。这就是我的理念。人可以在太平的时期或无能为力的时候提出辞呈，但是绝对不能临危逃脱，并说：这应该由另一个人来做。

您认为在哪些情形下，教宗是可以辞职的？

当教宗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身、心和智力上再无力继续天主所托付给的使命时，他有权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义务辞去职位。

看过那几天的媒体报道的人，觉得天主教会似乎是一个不正义的、性犯罪的集团。当时立即有人说，侵犯事件是与天主教会的性训导和独身制度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并没有人指出，类似的案件也同样在非天主教的团体中发生。据犯罪学学者克里斯汀·菲福（Christian Pfeiffer）的统计，大约有0.1%的犯罪分子来自天主教会内；其余的99.9%则来自其它地方。在美国，一份政府调查报告指出，2008年的恋童癖案件中，司铎的比例是0.03%。基督新教杂志 «基督宗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公布了一项调查报道出，美国的基督新教有更高的恋童案率。

那么在有关性犯罪方面，天主教会是否被人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呢？

您实在已经指出了答案。尽管我们知道了实际的统计数字，但这并不容许我们漠视或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指出，这些事件并非专存在天主教神职界或者天主教会内。很遗憾，实际上这些都植根源于人类的罪恶状况。当然天主教会也不例外，且实际上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但是，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也要看到天主教会所带来的一切善益；她使很多痛苦的人得到安慰，很多病人和孩童得到照顾与帮助。我认为，尽管我们不应该对邪恶轻描淡写，而且要在痛苦中承认其存在；但我们也要使教会的光芒得以彰显，并为此而感恩。倘若教会不再存在，那么人类的整体生活将趋于崩溃。

虽然如此，您知道近来很多人觉得很难继续支持教会。不少为了抗议而要离开教会吗？

是的，我了解。当然我想，首先是关心受害者。我可以理解，他们很难再相信教会是善良的泉源、；教会在传递基督之光、是在帮助人生活得更好。还有其他的人，只看到教会的消极的一面，而再看不到整体的教会生命。鉴于这些负面的影响，教会应该更加努力去，彰显自己的伟大，展现自己的生命力。

在您任职信理部部长时，美国的性侵案就已经被揭露。随后，您立即发出处理案件的指引。包括与政府当局的合作及采取持续性的防范措施，这些应该会避免事件再被隐瞒。2003年这些指引变得更严谨。那么，梵蒂冈从这些已浮出水面的案件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这些指引最近又再作修改并已发行了新的版本，目的是从经验基础上做出更贴切、更完善和更适合的方式回应事件，仅仅借助于刑法是不够的。只是以合法的形式来处理这些案件是一回事，而要防患于未然则是另一回事。为此，圣座也特派专员去视察美国的修院。我们发现一些明显的疏忽，在筛选修生时，未做出足够审查。有些年青人的确有为青少年服务的特长，又热心教会，但也应能认得出他们仍是不适合成为司铎的。

所以，预防是关键。另外是在有需要正面地去培育贞洁和圣德，以及协助他们如何正确地处理自己及他人的性欲望。在神学领域中，也有很多方面需要发展，以为此而创建良好的氛围。在圣召一事，整个信仰团体应该参与反思和行动，并做出推广，尢其要关注人的成长。一方面，要引导和支持有潜质的人，另一方面，也在帮助院长们去辨认合适的人选。

因此，要从方方面面来考量，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措施；一方面是防范的，另一方面是积极的。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以消除、超越，甚至尽可能的彻底根除这些罪恶的因素。

最近，您在马耳他接见了几位性侵案的受害者。其中一位叫若瑟·马格劳（Joseph Magro），他后来说：“尽管教宗对我的遭遇没有任何过失，但教宗和我一起哭泣。”您对受害者说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我并未能说出什么特别的话来。我对他们说，我感同身受，我同他们一起受苦。这并非说说而已，因为这真的触及到了我心灵深处。我能够对他们所说的就是，教会会尽可能地使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并渴望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他们。最后，我说，我们会记着为他们祈祷，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对基督乃是世界之光的信仰，以及对与活着的“教会共融”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