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父，在2005年4月16日，您78岁生日那天，曾经对您的共事者说您正期待着退休。三天后，您却成为了普世教会12亿信友的首领。这使命为耄耋之人实在难以胜任。

我真的以为自己终于能够过些清闲的日子。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接到了这为我来说非常艰巨的使命。众所周知，我真的很震惊。因为责任非常重大。

后来，您说这就像一种自天而降的“断头台”。

是的，事实上我想起断头台。我想：它来了，它撞到我头上来了。我以前肯定这使命绝对不将会降在我身上。天主念我多年的辛劳，是会赐给我一些清闲与宁静。后来，我唯一能够对自己说的就是：很明显地，天主有别的旨意。祂在我身上展开了一个崭新而截然不同的计划。但天主将与我同在。

自选举教宗之初，就在那所谓的“痛哭之所”的房间里，准备好了三种尺寸的教宗服：大号，小号，中号。据说在此房间，不少新教宗都感到彷徨失措，你曾有何感想？在这最后时刻，是否您又一次自问：为什么选择了我？天主要我做什么呢？

事实上，那时我首先要去处理具体的事，如何整理教宗礼服。但我亦知道，我很快便要步出阳台，面对伯多禄大殿前的人群发表言辞。于是，我开始思考：我可说什么呢？其实，自从被选后，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上主啊，这都是你为我安排的，那么责任也是你的。你应该引导我，我感到力不从心。既然你要我做，你就要帮助我。”

这样，在与上主急切对话后，我便安静下来。我对主说，你既然选择了我，就给我相应的力量吧。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有意让你做接班人吗？

我不知道，我认为他把一切都交在天主的手中。

总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始终没有允许你退休。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他暗示了自己所喜欢的候选人。

众所周知，他一直都愿意我继续工作。当我快到75岁生日时，也就是快到提交退休函的时候，他对我说：“您不需要写这封信了，因为我希望你与我并肩工作直到最后。”他自始就对我钟爱有加，而我也实受之有愧。他曾阅读了我的书《基督宗教导论》。认为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他一被选为教宗，就决定要调我来罗马，担任教廷信理部部长。这是他对我的重大、诚挚而深切的信任，这就像是我们共赴信仰之路的一种保证。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弥留之际，您曾经去探望他。那天下午，您急忙从苏比亚各（Subiaco）的会议返回。在那次会议中，你的讲题是“圣本笃时期文化危机中的欧洲”。请问，弥留之际的教宗给您的遗言是什么呢？

他当时很痛苦，也很虚弱。什么都没有说。我请求他降福，他降福了我。我们相互亲切地握手告别，彼此都知道这将是最后见的一面了。

您不想成为主教，不想成为信理部部长，又不想成为教宗。当这些出乎意料的事，不断发生时，您不感到惊讶吗？

其实，当人在晋铎时，说“是”字的时候，虽然对自己的圣召已有所了解。但同时也知道：我已把自己交付在主教手中了，也就是交付在上主手中。我就不能再选择我想要的。最后，我应该让上主引导我。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我的圣召是做一位神学教授。当我的愿望实现时，我曾经非常高兴。但我始终清楚：我在天主手中，应该时刻准备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然而，我突然被调任，而不能跟随自己所选的道路，仍感到惊讶。但是，正如我说过，在这个根本性的“是”字，涵盖了承行主旨，甚至有一天我是需要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您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教宗。天主教会从未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也从未有如此迅速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已达到地极了。

这些统计数字当然有其重要性，显示出教会的范围是如此的广阔。她包括了世界不同的种族、民族、大洲和文化。但是，教宗的权力并不在于这些数字。

为什么不在于这些数字呢？

因为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信徒与教宗的共融和对教会的归属。其实，在12亿天主教信徒中，有很多人的内心并不归属于教会。圣奥斯定说，在他的时代，就有很多人看似在教会内，却不属于教会；有很多人看似不在教会内，却属于教会。关于信仰和对教会归属的问题，教会内和教会外的情形往往会神秘地交织在一起。斯大林（Stalin）说的确实有理：教宗没有军队，也不能发号施令或强制什么；他也不拥有一家公司，教会的信徒不能说是他的下属或员工。

就此而言，可以说教宗是个毫无权力的人，但他却身负重任。从一方面去看，他是领袖、是代表；有责任去使信仰——那使人类合一的信仰——得以传播、保持活力与完整。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唯有上主有能力使人们保持这信仰。

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教宗是基督的代言人，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但是，您真的以基督的名义发言吗？

在宣讲信仰和施行圣事时，每位司铎都为耶稣基督所派遣，并代祂而发言。基督把祂的圣言委托给教会，这圣言活在教会内。如果在内心深处，我接受并活出教会的信仰，如果我以此信仰为我言行与思想的出发点，那么，尽管在一些细节上我常显露出我的不足与软弱，但当我宣讲祂时，我就是代祂发言。重要的是，我不宣扬我自己的观点，而是尽心地去思考、去活出教会的信仰，以顺从祂的委任来实践它。

教宗真的“永不差错”吗？他是否如同媒体有时所描述的那样，像是一个独裁者，他的想法和意愿就是法律呢？

这是错误的。“永不差错”的概念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而来的。这概念是源于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最高权威呢。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根据教会悠久的传统，最后确定了终极裁决的存在。这传统可追溯至教会初期的基督徒团体。不能让所有的事情都悬而未决！在某些特殊情况和条件下，教宗可以作出具有约束性的最终决定，以明确辨别何者是教会的信仰，何者不是。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宗可以不断地发表“永不差错”的公告。通常，罗马主教的职责和行事，是和其他有此信仰而也效忠教会的主教一样。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不但传统明确，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在这一刻自己并非武断行事时，教宗才可以说：这是教会的信仰，否定它就是否定教会信仰。在这种意义下，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肯定了终极裁决权：以确保信理具有约束性。

您曾解释说，伯多禄的职权保障了真理和教会圣传的一致性。与教宗共融是获得正确信仰与自由的前提。圣奥斯定曾说：哪里有伯多禄，哪里就有教会，那里也就有天主。但，这是一个来自久远时代的说法，今天未必有效了。

事实上，这句话并非如此表达的，而且也并非来自圣奥斯定。不过这点现在可以放下不谈。哪里有伯多禄，哪里就有教会，确实是天主教会的一句古老格言。当然，教宗个人的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正如所言，当教宗很明确自己的责任，并以教会至高牧者的身份发言时，他则不表达自己本人的意见，无论自己的观点为何。在那一刻，他不但很清楚自己责任之重大，同时也深知上主的护佑；知道他不会以此决定将教会引入错谬；相反的，他会保证教会与其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一致，尤其是与上主的一致。这才是事情的核心，也是其它的基督徒团体都明白的。

1977年，在为纪念教宗保禄六世80岁生日所举行的研讨会中，您曾发表论文，论述了教宗之当是、当为。您引用英国枢机主教雷金纳德（Reginald Pole）的话说，教宗“应该自视为人群中最小的一个，并以此为其行为的准则”；教宗要宣称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天父借着基督所教导的”。您说，基督代表就意味着使基督的权力临在世上，以抵御俗世的权力。但不是透过任何形式的统治，而是在自己的肩膀上承担着超负荷的重担。就此而言，基督代表之生活的真正意义就是十字架。

是的。今天，我依然认为如此。教宗的首席权，自古至今，一直就有殉道的责任。在起初的三个世纪，罗马是基督徒受迫害的中心，罗马主教的特殊使命就是忍受迫害，为基督作见证。

藉着天主的眷顾，当基督宗教与国家之间开始和平共处时，罗马帝国则迁都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君士坦丁堡，使罗马变为帝国的一个省。这样，罗马主教便更容易彰显出教会的独立性，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划分。教会当然不是刻意地去与人冲突，相反地应该致力寻求理解及保持合一。但是，教会、基督徒、尤其是教宗，应该时常准备有这样一个可能性：他作的见证，或许会变成绊脚石而不被人接纳。在这种情形下，他就必须为祂而承受一切，成为受苦基督的见证。

最初的教宗都成为殉道者是有其重要的意义。成为教宗并不意味着站在荣耀的顶峰；相反，而更是要为被钉死的那一位作见证，也时刻准备以祂的榜样去执行自己的职务，好与祂保持合一。

但是，也曾经有些教宗这样说过：天主即赐予了我们这一职位，那么，我们也应好好地享受它。

是的，这也是教宗历史奥秘之一。

基督徒愿意成为反对的标记，这标记伴随了您的一生。起初，在您还与父母一起生活时，反对无神论体系被视为基督徒生命的标记。在修院时，伴随你身边的院长曾经被囚禁于达豪（Dachau）集中营。之后，您在巴伐利亚的慕尼黑的一个堂区开始牧职生涯。此堂区的两位前任本堂神父，都曾因反对法西斯专制而被判处死刑。在梵二大公会议期间，您曾经反对议会一些过于僵化的文献初稿。晋升主教后，您不时警惕人要注意豪华社会潜伏着的危险。擢升为枢机后，您反对为了符合潮流而去改变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要理。

这些根基会影响到您宗座的取向么？

逾常的经验自然会形成一种特点，影响到人的思想和行为。当然，我并不是常常刻意地及原则性地去与事情做出对抗。我也有很多与别人互相认同的美好经验。记得当我担任副本堂神父时，虽然已觉察到世俗化的风气。但我还是能够融入家庭，喜悦地在学校里，与儿童们和青年们一起活出共同的信仰。我完全被这喜悦引领着，当我在大学任教期间也是如此。

满溢我整个生命的，就是基督信仰给予的喜悦与宽阔视野。不然仅仅是“对抗”的生活经验，是会令人无法忍受的。

但同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不同程度下，福音在与强大势力对抗着。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二战结束，情况非常严重。自1968年，基督徒信仰开始与新发展的概念格格不入。她必须常常与这些狂妄的理念对抗。总之，承受打击与坚决抵抗已无可避免；但这抵抗也会将积极的一面展现出来。

宗座年鉴显示，仅仅在2009年，您就成立了9个新教区、一个宗座监牧区、二个总主教区和3个宗座代牧区。天主教徒的数目增加了一千七百万，是希腊和瑞士人口的总和。在将近3000个教区中，您任命了169位新主教。此外，还有种种接见、讲道、访问和决议。尽管如此，您还完成了一部关于耶稣的著作，此书的第二部也即将出版。您现时已经83岁了，怎么仍会有这种活力呢？

首先，我要说，您所列举的这些，显出了教会是多么地有活力。从欧洲的角度看，教会似乎是在衰落中。但是，那仅是教会整体情形的一部分。在世界其它地方，教会却活力充沛茁壮成长。最近几年，全球的新司铎和修士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在欧洲，我们只体验到教会的局部面向。我们看不到教会在其它地方所显示出的真正复苏及活力。这是我从自己的巡视和主教们的过访所不断认识到的情形。

其实，你说的是真的，对于一个83岁的老人来说，确实非常吃力。感谢天主，这里有很多优秀的人和我共事，他们同心合意地筹划和执行事物。我相信，好天主会赐给我所需要的力量。但是我也觉察到，这力量越来越弱。

无论如何，我们觉得教宗还是可以给我们传授一下养生之道的。

（教宗笑了）我不认为啊。当然，需要很明智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要注意有足够的休息，为使在有需要的时刻，可以保持精力充沛。简言之，要注意每天的生活节奏，懂得合理节省精力。

您以前的私人医生博索乃迪（Dr. Buzzonetti）曾建议您骑自行车，您现在还在继续吗？

没有，我根本没有时间骑自行车。感谢天主，现在我也不需要骑自行车了！

所以，教宗就像丘吉尔：不做体育运动！

是这样！

一般情况下，在大约18:00，您从宗座公署的第二阳台，就是您进行宗座接见的地方离开。 然后要进行所谓的“出勤接见”，就是接见您最重要的合作人员。从20:45后，便是所谓的教宗的“私人时间”了。假如您有空闲时间，您会做些什么呢？

做什么？即使有空闲时间，也需要审批和查阅文件。总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处理。然后是跟宗座家庭（la famiglia pontificia），即“纪念上主（Memores Domini）”团体的四位女士和两位秘书，一起进餐，这就是放松的时间了。

你们一起看电视吗？

我跟我的秘书们一起看新闻。有的时候，也一起看DVD。

您喜欢看什么电影呢？       

我们刚刚看了一部很不错的电影。是关于一位非洲女士，圣女若瑟法（Giuseppina Bakhita）的。然后，我们还喜欢看卡弥路神父（Don Camillo）和培博乃神父（Don Peppone）的故事。

我想您已熟识整套剧集了了。

（教宗笑了）不是全部的。

所以，像教宗这样的大人物的生活，也有与别人分享。

当然。和我宗座家庭的人一起庆祝圣诞节，我们欣赏节日音乐及互送礼品。亦庆祝各人的主保瞻礼日，有时候一起咏唱晚祷。总而言之，我们会一起过节。除了一同进餐外；每天早上的弥撒，尤其重要，是我们在主内紧紧相连的时刻。

教宗总是身穿白袍的。您在空闲时间时，有换掉教宗袍而穿便装吗？

没有。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第二秘书麦斯劳蒙席（Mons. Mieczyslaw Mokrzycki）对我的叮嘱。他对我说：“前教宗一直都是穿白袍的，您也应该这样。”

您被选为伯多禄的第264位继承人后，有人看到一辆运输车停在您原来的公寓前，准备把你的个人物品运送到梵蒂冈的新公寓。看到这一事件，罗马人感到惊讶。您真的使用您的旧家具去布置宗座公寓吗？

我的旧书房是一定要搬进去的，因为那对我很重要。这是我长年积累而来的。1954年我买了书台及最初的几个书柜。随着时间都添置了其它物品。我藏的书籍可说是我的专家顾问。我熟知我书房的每个角落，每件物品都有其历史性。因此，我便把整个书房都搬了过来。宗座其它房间就使用了公寓的设备。

有人发现您喜欢用您惯用的手表。您戴着一款六、七十年代的荣汉斯（Junghans）手表。

那是我姐姐的，她过世后，手表就留给了我。

教宗没有自己的公文袋，更毋论工资了，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但是，至少您能比一般平常人获得更多来自“上天”的帮助和慰藉，不是吗？

不仅仅是来自上天的，我也收到很多来自朴实人的、修女们、母亲们、父亲们、孩子们的书信，这些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他们写道：“我们为你祈祷，不要害怕，我们喜欢你。”同时，还附带着一点金钱和小礼品……

教宗也接受赠送金钱吗？

是的。但是，他们的赠予并非是为了我个人，而是因为能借着我帮助其他的人。我很受感动，这些朴实的人们给我汇款时说：“我知道您有很多的人要帮助，我也愿意尽一点微薄之力。”从这方面说，我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慰籍。然后有周三的公开接见和私人接见。还有老朋友们的来信；有时候他们也来探访我，虽然现在这些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我祈祷时，我感到天主与我同在；当我阅读教父们的著作时，我看到信仰的美在其中闪烁。我常常将这一切视作是来自“上天”的安慰。事实上，我完全经验到天主的安慰如海洋般浸透了我。

您成为至高牧者而接受基督所托付于您的羊群后，您的信仰有没有改变呢？有时候，人们感到您的信仰变得更为深奥，从某种角度，可说得是更为神秘。

我不是一个神秘学家。但是，作为教宗来说，他确确实实地有更多的理由要多做祈祷，将自己完全交付天主手中。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几乎所有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靠我自己，我都无能为力。仅仅就这一点来说，我就必需将自己完全交托于天主手中，并对祂说：“若你愿意，就成就它吧！” 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祈祷和与天主的接触比以前显得更为必要、更为自然、更油然而发。

用世俗的词语来说：在您身上是否存在着某种与上天的“特殊联系”，即与您的职务直接相关的一种特恩？

是的，有时候我有这种感受。有时我想：看，我能够完成靠我自己所无法实现的事情。现在，我全信靠上主；我知道，我一定会获得来自祂的助佑。在这意义上，一定存在一些与我的职务相关的恩宠，这是我的经验。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父亲递给他一本祈祷书，其中有“俯求圣神降临”一段，并要他天天诵念此经文。久而久之，他就领悟到了耶稣所说的，真正朝拜天主的人就是用“心神和真理”朝拜祂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若望福音第四章的一句话，是一个有关朝拜的预言。就是指将来人们祈祷，将不再需要殿宇，而是在与圣神、与福音的真理及与基督共融中祈祷。那时，有形可见的殿宇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复活之主新共融相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从宗教史的角度而言，这也代表了一种极大的转折。

教宗您如何祈祷呢？

至于说教宗，在天主面前他也只是一位贫穷的乞讨者，甚至比其他的人更贫穷。当然，我首先和最终的祈祷对象是上主。简单来说，有一份深厚的友谊将我和祂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也向圣人们祈求。尤其是圣奥斯定、圣伯纳文都辣和圣多玛斯·阿奎纳。我会向圣人们说：“请你们帮助我吧”。天主之母更常常是我祈求的对象。这样，我把自己融入在与诸圣的共融中。与他们一起，并在他们的鼓励下与好天主交谈。主要是求恩，但也有感恩，或是简单地喜悦于祂。